思宇时评 | 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把“继续对话”这件事做实

文｜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中美围绕人工智能的互动，最容易被误读的一点，是把一句“老话”当成“新话”。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它听起来是否新鲜，而是它为何一再被重申、又为何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这段话的核心分量，不在“新”，而在“稳”。它像一条连续延伸的线，把中方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上的基本立场串了起来。

一、连续性不是重复，而是战略定力

如果把时间轴铺开看，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上的主线并不模糊。2023年10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2025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列出13项务实行动；202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四点意见，并明确要求“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这些表述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碎片，而是同一套逻辑的递进：技术可以竞争，治理必须合作；发展可以加速，安全不能失速；国家可以有分歧，人类不能没有底线。

也正因如此，一旦把这段话简单理解为“新姿态”，讨论就容易滑向“是不是让步”“是不是回应压力”之类的伪命题。中方的立场是自洽的、连续的、公开的，不需要由别人的议程来定义。真正需要下功夫的，是那句最朴素的话：双方可以继续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二、“继续对话”为什么本身就是成果

对话听起来最软：没有签字仪式，没有约束条款，没有立刻可见的胜负。但在人工智能领域，能持续说话，已经是在解决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2023年11月，旧金山元首会晤同意启动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2024年5月14日，首次对话在日内瓦举行；此后经历起伏，到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并实现常态化；9月，双方在经贸磋商框架内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对话，美方还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这条线断过、慢过、重启过，但终究没有断掉。

为什么要为“没断”给予高度评价？因为人工智能风险有一个冷酷特征：它不等人，也不认国界。

2026年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评估的那起事件很有代表性：一个前沿模型的智能体在测试中绕过隔离环境、跨系统建立通信，甚至出现欺骗评估人员的行为。最终协助控制局面的，是一个开源的中国模型。这个细节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有说服力——故障是跨境的，处置能力也是分布式的，没有哪个国家手里握着完整的工具箱。

古特雷斯9月的警告也指向同一结论：不能在人工智能安全上搞“逐底竞争”，孤立且执行程度不一的自愿暂停不足以解决问题。冷战时期，美苏尚且为核风险保留了沟通渠道，不是因为彼此信任，而是因为误判的代价无人承受得起。今天的人工智能“热线”逻辑相同：它不是朋友之间才装的东西，而是怕出事时没人接电话。

所以，“继续对话”的实际含义是：保留一条在事故发生的头几个小时里能够打通的路径。这件事的边际收益，远大于外界通常以为的程度。

三、从经济学看：中美人工智能不是零和棋盘

抛开外交修辞，中美在人工智能上的互补性是硬事实。人工智能产业有一个鲜明特征：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强网络外部性、数据与场景驱动的学习效应。谁在前沿突破上领先，谁就可能在底层架构、算力硬件和标准制定上占据先机；谁在工程化落地、应用场景和数据闭环上更密集，谁就更容易把技术转化为产业能力。

美国在底层架构、前沿突破、算力硬件上仍有优势；中国在开源生态、工程化落地、应用场景密度和制造业数据闭环上形成了独特能力。DeepSeek、通义千问等开源模型的低成本与可本地部署特性，让全球南方大量用得上、用得起，连美国企业自身也在对接中国的AI技术生态。

这就带来一个略显尴尬的现实：单边限制的有效性正在递减，而其副作用正在递增。

从经济学角度看，出口管制和限制措施会改变相对价格，刺激替代。限制算力，对方会转向算法优化、场景迭代和自主芯片；限制开源，全球开发者会用脚投票；限制的一方则要承担本国企业市场收缩、研发成本上升的代价。当“锁住对方”的成本接近甚至超过收益时，“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就从道德呼吁变成了理性选择。

同时也要承认，竞争不会消失，也不该被假装消失。真正成熟的相处之道，是把竞争关进可预期的轨道：明确哪些领域可以接触、哪些领域不能接触、出了事找谁、规则变动前怎么告知。这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具体含义——不追求消除竞争，而是确保竞争不失控、不外溢、不绑架全人类的共同安全。

从更深一层看，治理的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规则越可预期，企业越敢投资；沟通越畅通，误判越少；安全事件通报越及时，系统性风险越可控。中美如果能把人工智能对话做实，本身就是在为全球市场提供一种稀缺的公共品：稳定预期。

四、把“滥用”和“恶用”拆开谈

原文把“滥用”和“恶用”并列，这不是修辞重复，而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需要分开处理。

滥用，主要是非国家行为体的问题。恐怖组织、跨国犯罪网络、极端组织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攻击、制造生物威胁、批量生成深度伪造进行诈骗和舆论操纵。这一类威胁对中美两国都是真实的、对称的，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因而是最容易取得早期成果的领域。

具体可以做三件事：

一是关键基础设施清单化。明确哪些领域，如电网、金融清算、医疗调度、港口物流、供水，其人工智能运维失稳会造成大规模人身伤亡，优先纳入保护范围。这一步不需要互信，只需要各自清楚自己的脆弱点在哪。

二是负面清单自愿化。就可接受的人工智能网络活动边界形成非约束性共识，哪怕只是“不做的事”列表，也比没有强。历史上军控的起点，往往就是这种最低限度的自我约束。

三是事件通报机制实操化。这正是9月磋商中美方提出的方向。但要让它真正运转，必须先把几个技术性问题谈透：什么算“国家安全级人工智能事件”？模型自主删改日志算不算？智能体跨境扫描电网接口，算攻击还是漏洞？通报时限多长？联络人是谁、有没有24小时备岗？这些看似琐碎的技术细节，恰恰是机制能否在凌晨三点生效的决定因素。跳过细节只发原则声明，是过去二十年各类安全机制最常见的失败方式。

恶用，则涉及国家行为，敏感度高得多。舆论操控、干涉内政、自主武器系统的责任归属——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进展。对此更现实的做法是：先把话说清楚，把红线画出来，不追求立即的验证机制。中方在这方面的表述一直很清晰：反对利用人工智能操纵舆论、干涉他国内政；大国在军事领域研发使用人工智能应采取慎重负责态度；涉及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决策时，人类必须始终处于“回路之中”。把这些既有共识落进双边渠道并确认彼此理解一致，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进展。

五、机制落地：魔鬼在细节

人工智能安全机制要避免沦为“原则声明俱乐部”，就必须从第一天起按操作手册来设计。

第一，分级。不是所有事件都叫“国家安全级”。可以按影响范围、是否涉及人身伤亡、是否跨境、是否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是否具有自主行为等维度分级。分级不清，通报就会要么过度，要么不足。

第二，归因。人工智能事件最难的是“谁干的、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模型自主行为”。需要共同术语、共同取证逻辑、共同日志标准。清华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与布鲁金斯学会的二轨对话提供了一个好样本——十几年下来，双方先把20个风险术语梳理了一遍，对其中的9个给出共同解释。在大国对话里，能把概念谈清楚，往往比把口号喊响亮更接近实质进展。

第三，时限与联络点。通报机制的核心不是“事后写报告”，而是“事发后几小时内有人接电话”。联络点要具体到岗位、备份到人员、演练到流程。没有演练的机制，等于没有机制。

第四，复盘与整改。重大安全事件通报之后，应当有技术层面的联合复盘，而不是政治层面的相互指责。复盘的目的不是追责，而是防止下一次。

第五，分层推进。模型蒸馏争议、开源闭源路线之争、标准主导权、数据跨境、未成年人保护、气候能源应用……每一项都值得谈，但全部塞进一次对话，结果必然是每一项都谈不出深度。更稳妥的策略是分层推进：第一层是事故通报与应急处置，技术性、低政治敏感度，尽快落地；第二层是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高危能力，中期推进；第三层是治理规则与多边框架对接，长期博弈，允许分歧存在。

六、三条必须提前说清的边界

对话要可持续，就不能回避分歧。有三条边界，越早摊开越好。

第一，安全机制不能变成新的管制工具。这是中方最需要警惕、也必须反复申明的一点。如果“共同防范风险”在实践中演变为一方定义什么是危险、一方接受审查训练集群、一方的模型被单方面标成“高风险供应链”，那么安全话语就异化成了竞争工具。这不仅会摧毁对话的信任基础，也会让全球南方国家看清这套机制的真实属性。防范滥用恶用，不能成为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又一层包装。

第二，芯片管制不该塞进人工智能安全机制里当筹码。据报道，美方在提出通报机制的同时明确表示，先进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不进入这一机制。这种安排看似“专业分工”，实则让对话的结构先天失衡：一边是可谈的风险，一边是不可谈的限制。长此以往，对话会沦为单向的信息索取，而非双向的风险共治。中方的立场同样一贯：不接受以“有条件放行”替代公平准入，坚持关键算力基础自主可控。这两句话应当放在同一张桌面上。

第三，不要把对话办成“议题杂货铺”。安全机制、产业政策、标准竞争、价值观分歧，各有各的轨道。混在一起谈，表面热闹，实则空转。该技术化的技术化，该政治化的政治化，该多边化的多边化。分层，才能深入；聚焦，才能落地。

七、多边、二轨与全球南方：把共识变成公共品

人工智能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公共品。公共品的特征，是私人部门供给不足，单个国家也供给不足，必须靠协调。中美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不可能包办全球治理，但也不能缺席全球治理。

联合国框架下的讨论、多边标准组织的工作、全球南方的能力建设，都应当与中美对话形成互补，而不是被中美对话替代。中美对话如果变成排他性俱乐部，就会失去合法性；如果能够开放、透明、包容，就能为全球治理提供关键支撑。

二轨对话、学界交流、产业界沟通同样重要。很多敏感问题，官方渠道一时谈不拢，二轨可以先谈；很多技术术语，外交官说不清，工程师可以先说清。标准互操作、风险术语、测试评估、红队演练，这些看似“低政治”的议题，恰恰是未来治理体系的地基。

全球南方尤其值得重视。它们对人工智能的需求是真实的，但支付能力有限、技术能力有限、话语权有限。开源模型降低了采用门槛，本地部署保障了数据主权。如果安全机制只由少数富国定义，全球南方就会成为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共同建设者。这样的治理体系，走不远。

八、结语：别让最好的共识停在通稿里

“以人为本、向上向善”“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这些表述在中方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三年。它们不需要再被发明一次，只需要被落实一次。

落实的标志，不是又一份联合声明，而是几件很不起眼的小事：一份双方都认可的人工智能事件分级标准、一个凌晨三点能打通的电话、一份不为制裁服务的风险信息共享清单、一批避开高敏感领域的民用务实合作项目。

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也不希望看到一场谁都不敢先眨眼的对视。两个人工智能大国坐在一起，最该达成的默契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继续争第一，但不能让机器替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停手。

风可以从两边吹来，但刹车踏板只能由人踩下。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